杭州高氏相机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照相机收藏馆（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由高继生在1993年创办，目前由他和他的儿子高峻岭共同主办。该馆于在1999年8月经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发文批准注册，自2012年起统一了现在的馆名，属民办博物馆。馆内注册藏品有相机1400台、古今望远镜100件，著名书画摄影家赠送作品100幅。

五十几年的收藏生涯、近二十年的博物馆坚守，以及藏品的数量与珍贵程度，让高继生的这座收藏馆堪称民办博物馆的“奇迹”。

120单反1963年上海坦直产海鸥试制机

令人咋舌的馆藏精品

跨进房门，这间不大的房子就能一览无遗，外厅只有一个客厅的大小，里面也仅有一个房间——就是这些构成了鉴定部的所有。除了位于拱北鉴定部的700多台古董相机外，在米市巷高老家中的陈列部里还有几百台。

走近一看，只见各种构造、质地、牌子的相机紧紧地挨在一起，仿佛那并不是一堆价值连城的古董，而是普通人家里摆放着的小玩艺儿。

虽然摆设不起眼，但这些相机中有国内外多款珍品、孤品。其中19世纪德国高治(高尔上)F=768画箱式相机、1850年前英国罗斯风琴式湿版相机、1955德国莱卡M3十二件套机等都是外国古董当中的精品；而清·道光-浙宁隆茂号镜箱式相机、无锡1974年红旗光仪厂DC—741“飞舟”样机等则是国产相机、样机中不多见的珍品，1965年广州牌大园盘样机在当时也仅产1台，是真真正正的孤品，能在国内保留到现在也是高老爷子的功劳。

清.道光-浙宁隆茂号镜箱式相机1843

镇馆之宝之一的英国Ross相机乃是19世纪上叶在伦敦生产的，镜头长30cm，直径10cm，红木雕刻镜头座，足有3斤的镜头是全铜的，镜筒上的英文字符全部由手工刻写完成，整只镜头也是全镀金的，是他在1989年冬天，花了20300元，北上天津才买来的。现在，这台相机则成为了真正的无价之宝。

镇馆之宝——1850年前英国罗斯Ross风琴式湿版相机

从小受到父亲熏陶的高继生拥有的第一台相机是在1960年购得的蔡司相机，用的是他做代课教师赚的第一份工资，当时30块的价格几乎花完了他的所有薪水。

因为热爱相机，他先后在全国开了十家照相馆和摄影器材店，这些店的盈利成为了他日后购买相机的经济支撑。

他为相机做的疯狂事绝不仅仅是这些。60年代，高老结婚的前夕，他把爱人存起来给他买结婚衣物的八十几块钱都用在了买相机上，结果婚礼那天他就只好穿着杭钢的工作服，当时爱人看着他，掉了泪。“我跟她讲，以后什么都（会）有的。”谈起爱人，高继生止不住眼角的笑意。

“她嫁给我也就嫁给我的照相机了，我这一辈子就是不停的买相机，从几十台到几百台，一直到现在的一千多台。”老伴的理解也让他收藏相机的道路走得比较顺利。

获得的比付出的多

在这二十年中，有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39万多人次前来参观、4万多人次来鉴定。其中既有形形色色的古董相机发烧友，又有许多业内专家学者，甚至还吸引到了像沙孟海这样的书坛泰斗。

高老爷子也因此广交朋友，他的人脉跨越了千山万水，跨越了地域和种族。“昨天香港《国家地理》的人来了，来看我的老相机。”还有不少人每隔几年就要从国外飞来看他，“有的人来一是看老相机，一是看我的身体好不好，来祝我的身体好一点。”

高老爷子的故事足以写成一本书，但在“杭州高氏相机博物馆”以及这一千多台古董相机的背后，却是他那一颗对文化传承火热的心。

80年代至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许多外国人来中国淘老相机。当时在上海、北京、南京、成都等全国各地跑的高老就敏锐地发现到了这一点：“他们整箱整箱的背回去，（19）80年底我们国内照相机收藏的人十个都不到，如果我们这些老家伙不出来讲话，那我们的相机精品就要被淘光了。”

高老早早就意识到老相机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内涵，日子久了，他收藏老相机的习惯不自觉地承担起了未来中国相机历史研究的重任。“东西都没了，怎么办？所以说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一边自己搞（收藏），一边唤起其他人的喜欢，大家来关注这件事，共同来保卫老相机。”

高老和儿子高峻岭小时候

高老所收藏的“钱塘镜匣”就是相机发展史的一个经典注脚，据他介绍，整个世界摄影史可能因为这台相机而正本清源。据记载，世界上第一台照相机的发明是在1839年8月19号的法国，但高老的研究表明“钱塘镜匣”比它早二十多年。“在我们查到的资料里，有一本1835年的书《陈文述》就介绍了黄履在1810年是怎么发明‘钱塘镜匣’的。”

也正是因为高氏是第一家照相机博物馆，它的路是前所未有的。19年中高氏相机收藏馆前前后后搬过9次家。“前一个地方拆迁了，我们就搬到另一个地方，反反复复，9次搬迁我们都坚持下来了。”高老感叹地说。

自1993年建馆后之后，就有很多人想要买下高老的藏品。有一个台湾的老板让他印象很深刻。由于当时人民币最高面额也只有10块，那个老板就用密码箱装了整整两箱钱来买，开价上万想买三台中国产样机，但高老始终坚持不卖。

“我儿子就告诉他，孤品都不卖的。”三万、五万、十万对高老来说并没有任何区别。最让他感到遗憾的就是国内不少相机收藏家都把自己的相机卖给了外国人，“美国跟日本出了《中国制造的相机》一书，这些书上有些相机我都还没摸到，就都已经出去了，所以说我尽我最大努力坚守住这一个阵地。”

民办博物馆困难重重

已七十岁高龄的高继生虽然目前的身体状况不错，但毕竟年事已高，博物馆后继无人始终是他担忧的一个问题。“每年我儿子会给我十万元（维护博物馆），但还是很紧。”思索了一会儿，高老爷子补充了句，“还不包括维修费。”对于古董相机来说，一个零件也许就能一下子花费几千元人民币。

“比如我坐车从米市巷过来，就有车费吧？我开一个灯，就要有电费吧？”虽然是笑着说的，但高老的眉宇间不难看出无奈。

目前博物馆算上高继生自己一共有两个人在负责日常维护，高老爷子自己在馆内坐镇，另有一雇佣员工常年在外负责购买零件，十分精简的人员配置让他一人身兼馆长、清洁工、解说员等数职，有时不免吃不消。

仅靠自己维持博物馆的生存实属不易，儿子虽然也是搞摄影的，也理解高老，但早已对他表态不会接手博物馆：“我还有我的儿子，他只有三岁。”

民办博物馆的生存现状的确惹人担忧——无资金、无安保、无人员的“三无”状况让民间博物馆的生存条件与官方博物馆有天壤之别。

除了高氏外，浙江本土也有不少由民间爱好者与艺术家自行创办的博物馆、展览馆。中国第一家微雕艺术馆——杭州天石微雕艺术馆，就是由萧山的一位微雕艺术家冯耀忠创办的；而位于中河路上的杭州张铭音乐图书馆则是由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音乐欣赏课的老师张铭创办的，该馆也是中国第一家专业音乐图书馆。这些民间自办馆无一不面临着严重的“生存难”问题。

浙江历来是个文化大省，2003年省人民政府专门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意见》的文件，指出要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兴办民办博物馆(纪念馆)，并在规划建设、土地征用、规费减免、从业人员职称等方面与国有公办博物馆(纪念馆)一视同仁。但真正施行起来却依然步履维艰。民办博物馆的鉴定和认证标准多元、审批难等原因让这些真正热爱艺术却苦难维系的“馆长”们颇感无奈。

“但是，我也相信政府会越来越关注我们民办博物馆的生存问题，前景我还是看好的。从我走过的路看来，路是从崎岖不平开始，（但会）慢慢地平坦起来的。尽管我七十岁了，相信再撑几年没有问题。”

高继生一生为相机痴狂，一辈子都围着相机在转，相机为他带来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带来了他家祖孙三代的相机情结，也带来了这座响当当的民办博物馆。他的故事还在继续，相机史的脉络也在渐渐清晰……

责任编辑：叶晨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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